正德十六年，明武宗朱厚照因病去世，未留下子嗣。由此，他的堂弟朱厚熜继承了皇位，成为嘉靖皇帝。然而，在杨廷和为明武宗草拟传位遗诏时，发生了一个小小的疏漏，正是这个疏忽，引发了后来的大礼议事件，且其波澜几乎延续了整整三年，余波甚至波及了数十年。杨廷和因此不得不告老还乡，且未能享受应有的退休待遇，反而被削职为民。而明武宗的生母张太后，也因这个事件被嘉靖皇帝深深嫌恶，晚年孤寂凄凉。

大礼议的争议核心，集中在嘉靖皇帝的继位问题上。嘉靖是否应继位，一直是杨廷和与其他支持嘉靖者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。虽然杨廷和与张太后在当时选定了兴王嗣子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，但他们未能及时明确朱厚熜继位的合理性，结果这无形中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大失误，为他们自己埋下了隐患。

在明武宗去世后，明朝众多王爷和宗室成员中，究竟为何是朱厚熜继位呢？如果我们摒弃所有的宫廷权谋，只根据明朝的继承法则来分析，我们会发现，在明武宗无子而死后，继承权第一顺位的确是兴王的嗣子朱厚熜。明朝的祖训里，朱元璋不仅规定了皇子与父母的称谓，还有着许多与朝政相关的具体条款，内容详尽且明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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皇位继承是其中最为关键的条文之一，明朝的祖训中明确规定：若朝廷无皇子，则应由兄弟继位，且必须由嫡母所生的子嗣继承。这就意味着，在明武宗无子去世的情况下，继位应由其弟，且是嫡出弟弟中的第一顺位继承人来担任。但由于明武宗是明孝宗唯一的儿子，没有兄弟可继位，因此只得进一步向上寻找，选定明孝宗的兄弟中年长者。

明孝宗的弟弟中，年纪最长的是四弟兴王，而兴王去世后，其嫡长子朱厚熜便成为了第一顺位的继承人。而其他诸如益王等活着的亲王，虽然年龄较大，经验丰富，但根据祖训，他们并非最直接的继承人。因此，尽管有争议，朱厚熜依旧是继位的合法人选。

杨廷和对此非常清楚，因此在为明武宗起草遗诏时，他特意写下了“伦序当立”四字，暗示继位应遵循既定的继承次序。尽管如此，在权力斗争中，所谓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并不总能确保继位成功。例如，在李世民时期，尽管他曾宣称若太子去世会立太孙，但实际上，李承乾被废后，李世民并没有立李承乾的儿子，而是选择了其他儿子李治。

如果杨廷和与张太后真的决定越过兴王一脉，直接选益王为继位人选，那么年仅15岁且远在安陆的朱厚熜，显然无法对抗这一决定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选择过继，而是选择了朱厚熜。表面上，朱厚熜是兴王嫡长子，而实际上，背后还有着深刻的权力博弈。朱厚熜的处境可谓是非常微妙：年仅13岁时，父亲兴王就去世，但朝廷并未及时册封他为兴王，而是拖延了整整两年，这使得他在当时的朝廷中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力。再加上他母亲出身较低，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支持，朱厚熜当时不过是一个孤立无援、势单力薄的少年，显然是一个便于控制的角色。

与之相比，益王年事已高，且早已在其封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若益王继位，势必会大权独揽，根本不容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发言。为了避免这种局面，杨廷和及张太后更倾向于选择朱厚熜这一看似容易操控的年轻皇帝。

杨廷和在心中理想的皇帝形象，是像明孝宗那样性情温和、听从文官意见的帝王。明武宗的个性过于刚烈，令杨廷和常感头痛，因此在他看来，选出一个像明孝宗一样顺从的皇帝，对内阁的权力结构更有利。事实上，当朱厚熜继位后，杨廷和还主动提议将年号定为“绍治”，以延续明孝宗的治国风范，这足以体现杨廷和对于未来皇帝的期待。

因此，虽然朱厚熜的继位名正言顺，杨廷和依然选择利用自己的权力影响了这个过程，试图通过控制年纪尚轻且毫无政治根基的朱厚熜，进一步实现自己的野心。然而，他并未预料到，朱厚熜并非如他所想的那样容易控制，聪慧的年轻皇帝最终不仅自己逐渐掌握了权力，还深刻影响了明朝政治的走向。

因此，从这一系列复杂的历史细节来看，朱厚熜的继位并非仅仅是由于“名分”上的继承权，而是一个由政治算计、权力博弈和深刻权谋所交织而成的结果。即使历史早已给出了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答案，权力的游戏却从来不只凭借书面的规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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